亳州碑刻砖铭中的书法名笔

　　陈抟书法

　　隋朝墓志铭

　　殷墟甲骨文

　　据迄今发现的亳州碑刻考古资料，汉字的砖铭中初始萌芽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八千年的书法新石器时代，从口口相传、名笔堆石记事、亳州碑刻结绳记事到贾湖刻符、砖铭中甘桑石刻字符等形式的书法出现，人类对于文字的名笔记录载体与字体的形成经过了无数次探求与演变，伴随着实用观念而行，亳州碑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砖铭中文字。

　　一

　　中华民族创造出的书法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时间最长的名笔文字，也是亳州碑刻上古时期各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目前我国学术界公认的砖铭中古文字形成期，是书法三千六百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逐渐消逝，金文因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出世取而代之，在周代成为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书法艺术的萌芽也与商周同步延展至今。人类用智慧发明了文字，它的使用弥补了有声传播的不足，扩大了传播空间，让信息得以最大化的保留。

　　古谯是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位于今安徽省西北部，是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后铁营遗址、尉迟寺遗址、青凤岭遗址等都有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在这块沃土上文字与创造性生活并生。在这里考古发现了多个文化遗存，其中有刻画符号、象形文字、铸造文字、陶文、印文、砖文、碑文、墨迹等文字印记，涉及诸多时期，这些文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一词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沿用至今，文字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完善。

　　亳州域内可考的最早文字符号，是距今约五千年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存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的陶文刻符，上面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除了“日火山”之外，考古界还有“日月山” “旦”“昊”“炅”等多种推考，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汶口文化中的各种刻符，其原始形态和功能都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记事”密切相关，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图腾，也可能是多体图画的会意字。尉迟寺遗址是皖北地区大汶口时期一处大型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研究的空白，被考古界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被列为一九九四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陶文刻符是早期文字的雏形，经过数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朝时期，文字出现了一种有稳定格局的书写规范体系，并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体、章法等要素，形成独特艺术，这就是甲骨文。

　　在迄今出土的十五万余片甲骨中，有单字约四千五百处，多处出现“亳”字的刻写。“亳”字与今天的亳州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为此我多次赴安阳殷墟遗址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寻找甲骨卜辞中的“亳”字，以理清“亳”字发展的脉络。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治病时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在地。揭开了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的面纱，使之沉睡的记事刻辞于文明对话，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亳”字也伴随着千年的故事破土而出，在商代的各时期几乎都有出现，表现出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各种艺术特色，风格各异、刀笔同文地记载着商朝流传的书迹，如雄伟期的武丁是宏放雄伟、谨饬期的祖庚是恪守成规、颓靡期的康丁是凋敝幼稚、劲峭期的武乙是劲峭刚劲、严整期帝乙是趋于严谨。此时“亳”字已经具备书法形式美的基本要素，让人感触到古文字的脉搏，既有疏朗空灵，也有古朴烂漫，起笔收刀之间呈现出甲骨上的写于刻的完美结合。其间我与相关专家进行关于“亳”字起源的学术交流，征集到多种写法的甲骨文“亳”字，由此我拓宽范围，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到金文、陶文等古文字及书法字体近百种，展开来看可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字体演变的路径。

　　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古谯出现了很多名笔、名品，如创唐楷之先河的书家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郡（今安徽亳州）人，隋文帝时期著名书法家，擅长真书，在初隋时期名声颇大，引领真书先河。明丰坊《书诀》列记钟、“二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丁道护所书《启法寺碑》，“冠绝一时，蔡君谟题极许可之，谓腾薛纯陀也”。翁方纲在跋尾说：“山谷云，学者每易丰左病右。右方不整峙，有关全势也。知此然后得阴阳向背，相关明丽之秘。”此碑字“右方直下，于笔画之阴阳向背十分留意”。启法寺碑原石已佚，传世剪裱拓本，是仅存的孤本，已流传到日本，此碑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唐宋元明。当时隋代书法正处在南北朝书法发展融合时期，此碑也为唐代楷书发展奠定了基础。碑文楷书已经非常成熟，间架结构方正规矩，点画谨严劲挺，开欧、褚之先声，为唐楷序章。《启法寺碑》为后世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历史空间感的艺术境界。清代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

　　亳州市博物馆藏有三合隋朝墓志，一九七三年出土于涡河北轮窑厂隋墓，分别为一、二级文物，六件藏品的书风朴拙险峻，舒畅流丽，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韵，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幹墓志》，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刻石。北朝后期文字复古之风逐渐盛行，隶书重新活跃起来，尚不够成熟定型的楷书受到了隶书复兴的猛烈干扰，隋朝书法正是面临这样的发展境遇而走上立“法”的道路。从这几块墓志可以看出，篆书、隶书、楷书、魏碑交融在一起，给人不法之法的感觉，如“州”“来”二字几乎都是篆书结构，只有起笔处有魏碑的味道，“年”“史”为半篆半魏，“古”“下”为半隶半魏，“君”“物”为魏碑等，字体千姿百态，总体上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正逐渐摆脱篆隶书的束缚，楷法得以纯粹而快速成熟起来，与北朝后期相比，其艺术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三

　　陈抟，亳州真源县人，在学术上有很多成就，如：内丹学说、易学思想、能诗，善书法，《宋史》有录。陈抟书法，取法于北魏《石门铭》，其中留下刻石，《陈抟十字卷碑》“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西山潜溪寺与宾阳洞之间，镶嵌于一个敞开的石龛中，高70厘米，宽198厘米。落款独字“抟”。该碑共有三段跋文。

　　第一段为石延年诗跋：“希夷先生人中龙，天岸梦逐东王公。酣睡忽醒骨灵通，捥指拂拂来天风。鸾舞广莫风翔空，俯视羲献皆庸工，投笔再拜称技穷，太华少华白云封。延年题，时康定庚辰岁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段为陈肇镛跋文：“希夷先生十字卷当时书于碧虚观。张之白云堂壁。大中祥符间游客窃去。旋求得于太原，归临颍张氏，摹刻于少室之惠公岩，起希夷阁于岩上，度童子焦景元为阁主，付墨卷使守焉。明洪武间归金华宋氏……”；第三段为路璜跋文：“同治丁卯冬，璜奉檄之官洛阳，往谒赓堂河帅，评论名人墨迹，因言有手摹曾宾谷都转家藏陈希夷先生十字卷，在子俶观察处嘱为摹刻。璜初未识其物也。受篆后日侍观晋，公暇出此卷见示，语既雄奇，笔力尤超纵入古，读观察跋语，始知是卷历宋元明数代收藏家，屡易其主，旋得旋失。国朝复归南城曾氏，风雷兵火，尘劫千年。而碎墨零缣，展转流传，迄今尚完好独存……。”考识两篇跋文，使我们了解到《陈抟十字卷（碑）》上石的过程。碑文：“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结构取法《石门铭》，“开”字紧收，端庄稳健，中正厚重，“张”“天”二字上收下开，结体大胆，开张有度，妙趣横生，“岸”字少了一横，平稳中见繁减，“马”字笔画紧收，与“开”字收尾呼应，五字虽少体现出章法、笔法、结体的完美呈现。“奇”字舞动飞逸，飘洒流宕，一字之间气象万千，“逸”字下方减少一点，撇画与走字底交叉，突破结体，“人”字用楷法得拙中寓朴厚，“中”字竖画上长下短，石门笔意，“龙”字右侧省略笔画，行笔涩势，篆籀气韵。整幅作品有以向横拓展的开阔之势，无重浊之气，疏朗而空灵，开张的气势、奇逸的飞动，确如天岸马、人中龙，意为仙风道骨之境域所在。宋代书法家石延年诗云：“希夷先生人中龙……俯视羲献皆庸工……”把王羲之、王献之比为“庸工”，以独到见解明确审美立场，非人云亦云之见地。五代宋初陈传老祖对这块摩崖石刻的书法境域进行了自然性的融入，使之今天升华于此，独具匠心，超越千年触摸书法历史的鲜活脉络。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此铭列为“神品”，认为《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可于陈抟有千年的神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本身既是汉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又被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象早已积存并凝结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基因、感情色彩和民族心态。书法演变是为了达到记录思想、交流情感、承载语言的目的，汉字能让人引发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经过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汉字不断演化递进，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有了今天的书法艺术之繁荣，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之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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